香港严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与港式资本主义和深层的宪制矛盾存在密切联系。香港特区新政权建设是在保留旧政权强大残余影响下起步的，这种历史结构使香港管治产生了结构性困境。围绕特区政治主导权的问题，秉持“渐进民主”的建制派与鼓吹“激进民主”的反对派之间展开的零和竞争，制约了新政权的建设，另外，建制派内部决非均质性利益构成，新旧势力之间龃龉难平，加之缺乏必要统合手段，难以确保该派始终能与特区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管治同盟的预设角色未能实现。香港问题的本质是认同问题，未来陆港双方需要在刚性的框架内谋求最大弹性，最终解困之道取决于中央能否具有足够制度自信重塑自身的内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