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