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不仅把政治视为一种理性的活动，同时也把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状况加以追求，但他们这种不仅试图创造理性的政治、而且试图创造理性的法律秩序的努力却让希腊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法治的反面。在希腊文明的后期，亚里斯多德终于意识到法治也许是一种与希腊式的理性政治正相反的范畴，但他自己也未能找到一种法治的制度化体现形式。